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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行受贿案件书面约定持股协议的定性：犯罪既遂、未遂还是犯罪预备？

时间：2025-10-29 13:07:47 来源：作者：阅读：次

职务犯罪行受贿案件中书面约定持股协议的定性：犯罪既遂、未遂还是犯罪预备？

作者：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胡瑾律师

各位同仁、朋友，大家好！
从事刑事辩护 30 年来，我经手过几十起职务犯罪案件，其中有一类案件始终让司法实务界争论不休 —— 行受贿双方用书面协议约定利益（干股），比如签个持股协议，表面上是 “股东”，实则藏着权钱交易。这种行为如何定性？
有这样一个案子：某国企高管帮民企老板拿下项目后，双方签了“持股协议”，约定高管占股 20%，由老板代持，没办股权登记，也没分红。案发后，控方认为是受贿既遂，辩方主张是未遂，但是也有人认为是犯罪预备。这个案子的争议，正是今天要聊的核心：行贿人与受贿人书面约定持股（干股），到底该怎么定性？
一、实务分歧：代持股份的 “既遂” 与 “未遂” 之争
在司法实践中，这类书面约定的认定分歧很大，尤其围绕 “代持” 展开。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协议约定由受贿人指定的第三人代持，且股份已经登记到第三人名下，那就是受贿既遂。因为这时候受贿人通过第三人，从法律上实际控制了股份，利益已经到手。
但如果约定由行贿人或其指定的人代持，情况就复杂了。有观点提出：“不能仅靠这份协议，就说财物脱离了双方控制。比起典型的未遂，受贿人的控制力是强了点，但一般还是要认定为未遂。”
我接触过不少类似案例：有的官员和老板签了代持协议，股份还在老板公司名下，官员没管过公司，也没拿过分红。这种情况下，到底算不算 “拿到利益”？其实关键在于，这份书面协议能不能等同于 “实际获取股权”。
二、关键界定：股权“代持”的真实内涵与犯罪阶段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确“代持”的真正含义，再结合犯罪形态的法律规定来判断。
什么是刑法意义上的 “代持”？我认为不能只看协议怎么写，得看实际控制权。如果受贿人指定第三人代持，且股权登记完成，这时候受贿人能通过第三人决定股份的转让、分红，甚至直接支配股权价值，那就是实际获取了利益，认定既遂没问题。
但如果股份还登记在行贿人名下，只是签了协议说 “归受贿人指定的人”，案发时没办登记，受贿人也没要过分红、没主张过股东权利 —— 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认定为受贿罪预备而不是犯罪未遂。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份书面协议，本质上只是为后续获取利益 “打基础”，是“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就像我去年那个案子，高管只有一份协议，既没控制股权，也没拿到实际好处，离“实际受贿”还有距离。只有当受贿人依据协议，向行贿人主张股东权益，比如要求分红、办理登记，这时候才进入实行阶段；等他真正拿到分红，或者完成股权登记，才算既遂。
这个逻辑，其实源于 2007 年“两高”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里对“干股”的规定，给了我们重要指引。
三、法律依据：从“干股”规定看股权受贿的认定标准
《意见》明确说：“干股是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收受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有证据证明股份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时股份价值算，分红是孳息；股份没实际转让，以分红名义获利的，按实际获利算受贿数额。”
这条规定里有两个关键标准：要么“股权转让登记”，要么“股份实际转让”。而判断“股份实际转让”的核心，不是看协议，而是看受贿人有没有实际拿到与股权比例匹配的分红。
举个例子：某官员收了老板 10% 的干股，没办登记，但每年拿 10% 的分红，持续了3 年。这种情况下，就算没登记，也能认定股份实际转让，受贿数额按分红总额算。但如果只有协议，没分红、没登记，官员也没主张过权利，那 “股份实际转让”就不成立。
实务中还有一种情况：双方签了明确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官员占股 20%，但官员实际拿到的“好处”，和 20% 的分红完全没关系，可能只是老板给的一笔现金。这时候，根据《意见》和惯例，受贿数额只能按实际拿到的现金算，不能按 20% 的股权价值算。这也反过来证明，光有书面协议，不能证明股份实际转让。
四、核心结论：书面协议≠实际受贿，证据才是关键
总结下来，我们要明确三个关键点：
第一，书面持股协议不是 “受贿既遂” 的通行证。不能说签了协议，就一定是既遂，得看股权有没有实际转让、利益有没有实际获取。
第二，“代持” 的认定看 “实际控制”。不管是第三人代持还是行贿人代持，关键看受贿人能不能支配股权，能不能拿到实际好处，而不是看协议的代持主体是谁。
第三，“干股” 规定是重要参照。认定股权受贿，要么有登记，要么有实际分红等 “实际转让” 的证据，两者都没有，那书面协议可能只是预备阶段的行为。
五、结语
各位，职务犯罪的认定从来不是 “非黑即白”，尤其是涉及股权、债权这些复杂的利益形态时，更要透过“书面形式”看本质。我们不能被 “持股协议”“借条” 这些表面文字迷惑，要盯着“实际控制权”、“实际利益获取” 这两个核心，结合《意见》规定和案件细节来判断。
30 年的辩护经历告诉我，这类案件的定性，既要有法律条文的支撑，也要考虑个案的实际情况。今天分享的观点，是我从大量案件中总结的经验，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交流，咱们一起探讨实务中的困惑，把这个问题琢磨得更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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