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张某、李某三人共同经营A科技有限公司、B科技有限公司及C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主要从事某头部短视频平台旗下综合数字化营销服务平台的广告币（即数据流量）代理销售业务。

由于该平台不直接向终端消费者销售广告币，作为代理商的上述公司需预先向平台支付款项，方可获取相应广告币并存入公司在平台的账户内，继而向其他代理商或终端消费者转售。当代理销售广告币达到特定规模后，平台会向其返还一定比例的广告币作为奖励。此业务模式导致涉案公司产生了较大的流水规模压力，需要通过扩大对公交易来维持平台一级代理商的最高评级。

涉案业务的具体流程为：

受票公司通过公对公转账向A公司支付款项，A公司据此向受票公司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A公司随即将该款项全额对公转账给平台，平台向A公司发放对应金额的广告币；

A公司将该部分广告币销售给无需开具发票的二级代理商或终端消费者，对方通过私人账户支付购币款；

A公司在收到私人账户付款后，通过私人账户向受票公司返还大部分款项；平台根据广告币的实际消耗量向A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A公司的最终利润来源于平台根据销售规模发放的广告币奖励。

2024年底，某基层公安机关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在《2024年涉税解释》实施后，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涉案公司已足额缴纳增值税税款，且无证据证明受票方存在骗抵税款的行为，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

2025年10月，检察机关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认为王某等人利用上述业务模式，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78家受票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543份，税额共计2540余万元，从中获利1200万余元，其行为符合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目前案件处于审判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涉案公司的财务流水和完税证明，上述指控的违规开具税额仅占三家公司同期全部税额的5%左右，涉案公司的绝大部分业务均为合法合规的广告币代理销售业务。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在《2024年涉税解释》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进行限缩的背景下，将具有真实交易基础但存在形式瑕疵的开票行为转而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是否属于对该罪的不当扩张适用。具体涉及两个层面的学理问题：

《2024年涉税解释》第10条第2款的限缩精神是否应当适用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实质认定标准是否被突破？

从本案及类似案件的司法实践来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当扩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犯罪对象的不当扩大：将具有真实交易基础的发票纳入本罪的犯罪对象范围。传统上，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空白发票和无真实交易基础的"准空白发票"。但在部分案件中，司法机关将实体企业基于真实经营活动开具的、存在一定形式瑕疵的发票也认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突破了本罪的传统适用边界。

主观要件的不当降低：不再要求行为人具有帮助他人骗抵税款的故意。本罪作为故意犯罪，原本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出售的发票会被他人用于骗抵国家税款。但在部分案件中，司法机关仅以行为人收取了一定费用为由，就认定其具有本罪的主观故意，忽略了对行为人是否明知发票会被用于骗抵税款的审查。

实质危害性的不当忽略：不再将"使国家增值税款处于被骗抵的现实危险"作为本罪的成立要件。本罪的本质是侵害国家增值税款安全的具体危险犯。但在部分案件中，司法机关仅以形式上存在"出售发票"的外观就认定构成本罪，忽略了对是否存在国家税款被骗抵危险的实质审查。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当扩张，会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违背罪刑法定原则：通过扩大解释的方式，将原本不符合本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纳入本罪的处罚范围，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破坏罪刑均衡原则：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是危害税收征管罪中最重的罪名之一。将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违规开票行为以本罪定罪，会导致刑罚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相匹配，破坏罪刑均衡原则。

与《2024年涉税解释》的立法精神相悖：《2024年涉税解释》第10条第2款的立法本意是限缩涉税犯罪的打击范围，避免将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的虚开行为入罪。将此类行为转而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实际上是规避了该条款的适用，与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相悖。

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对于实体企业基于正常经营需求实施的、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违规开票行为，动辄以重罪论处，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将王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多个方面存在可商榷之处：

如前所述，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对象宜限定为空白发票和无真实交易基础的"准空白发票"。而本案中的涉案发票与上述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开票主体是合法经营的实体企业。涉案公司均为依法注册登记、持续经营的市场主体，核心业务是广告币代理销售，拥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整的组织架构和稳定的员工团队，绝非以开票为业的空壳公司。

其次，发票具有真实的交易基础。涉案公司开具的每一张发票，都对应着"受票公司付款－涉案公司向平台采购广告币－广告币转售－终端消费者消耗"的完整交易链条，发票金额与实际资金流转、商品交付完全一致。

最后，发票金额不可随意填写。涉案发票的金额严格等于受票公司的对公付款金额和涉案公司向平台的采购金额，不存在任何根据受票方需求随意填写的空间。

因此，涉案发票既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白发票，也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准空白发票"，不符合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对象特征。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自己出售的发票会被他人用于骗抵国家税款，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本案中，王某等人的主观目的与该罪的主观要件明显不符：

其一，行为人实施涉案行为的核心目的是扩大对公交易流水，维持平台一级代理商的最高评级，从而获取更高比例的返利和更优惠的采购政策。其利润来源于平台的销售奖励，而非所谓的"开票费"。

其二，单就开票行为本身，涉案公司需要承担6%的增值税成本，却仅从受票方获得2%-3%的费用，处于亏损状态。这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将发票本身作为商品牟利"的典型特征完全不符。

其三，涉案公司与受票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广告币流转业务，对于受票方如何使用发票、是否用于抵扣增值税，王某等人既没有积极追求的直接故意，也难以认定存在放任不管的间接故意。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具体危险犯，其成立要求行为使国家增值税款处于被骗抵的现实危险中。而本案中，涉案公司已按期足额缴纳了6%的增值税税款，受票方抵扣的是涉案公司已经实际缴纳的税款，国家增值税款自始至终处于完整状态，不存在任何被骗抵的风险。

侦查机关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受票方存在骗抵税款的行为，或者因涉案发票造成了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因此，本案不具备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要求的实质危害性。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应当坚持《2024年涉税解释》的限缩精神，将其适用于所有涉税发票犯罪。对于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无论以何种罪名指控，都应当严格审查其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避免通过变更罪名的方式规避司法解释的适用。

第二，应当坚持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实质认定标准，重点审查行为是否具有导致国家税款被骗抵的现实危险。不能仅以形式上的"出售发票"外观就认定构成本罪，而忽略对实质危害性的考察。

第三，应当严格限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将其限于空白发票和无真实交易基础的"准空白发票"。对于实体企业基于真实经营活动实施的违规开票行为，应当审慎适用本罪。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型交易模式不断涌现，涉税犯罪的认定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新业态的经营特点，准确把握犯罪的本质特征，既要依法打击危害国家税收安全的犯罪行为，也要为企业的合法经营活动提供必要的法律空间，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